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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贫困灶户为换取生活必需品偷偷运盐出场贩卖。

    如此为私盐流出创造了有利条件，私盐泛滥开来。

    私盐一出最先受到冲击的即是朝廷的开中法。

    问题主要是守支环节，商人报中取得盐引后，无法支取到足额食盐或被告知延期候场。

    减缓了正盐的流通速度，使盐业市场出现求大于供的现象。

    连锁反应下导致私盐问题愈演愈烈。

    万历时期袁世振推行纲运法取代开中法。

    商人掌握了食盐的运销权，并可世袭。

    纲法制产生的结果就是官商相互勾结！

    官员在政治上为盐商保驾护航，盐商在经济上为官员解囊相助，二者互为助力。

    后金猖狂，大明增派频繁，引价从天启五年时的三两八钱一跃高达五两六钱，正规盐商无利可获纷纷另谋生路。

    反观私盐。

    其引价最高不过五钱。

    即使加上打点上下官吏的支出，仍不及官盐价格的十分之四，于是一些投机商人转贩私盐。

    私盐成本低，获利高。

    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

    商人经商皆为谋求高额利润，获取更多财富。

    私盐获利高，不单是因为私盐的价格低于官盐。

    还因为私盐可以在工本、盐税、运输等方面最大限度的节省开支。

    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境换取盐引，取得盐引后又需去盐场守支，继而押运食盐到指定市场销售，这一趟商业行为中运输费用极高，大大削减了利润空间。

    私盐交易中除去灶户私卖，多是官员偷运！

    他们通过漕船捎带、夹带、官盐船户自带等方式，将食盐运往市场卖给商人。

    由此商人便省去了高额的运输费用且保证运输安全。

    谁查当官的船？

    没让你沿途送礼，就算高抬贵手了。

    朱元章将盐场划分为六处。

    他规定商人必须在指定区域贩卖食盐，跨区贩售视为私盐，与贩卖私盐之罪同处。

    因此大明的私盐并不单纯指未经政府批准私自生产、运输的食盐，也包括取得守支食盐而没在指定区域贩卖的正盐。

    盐商支取食盐后还要跨区押运食盐到指定地区出售，有些地区路途遥远，盐商便就近出售以省去长途跋涉之资，使得正盐变私盐。

    为了防止灶户私自生产，出现私煎贩盐的可能，灶户们生产的劳动产品也不能独占，最终所有权和支配权归大明所有。

    到明代中期开中法渐衰，灶户负担的盐课越来越重，灶户生活水平下降，只能大量生产私盐。

    一些灶户不堪重课而脱逃。

    另一些灶户不得不冒险私煎贩盐。

    弘治实行盐课征银并允许商人自行购买余盐，私盐开始大量流入市场，彻底失去对盐业生产的控制权。

    以至于后期大明官府收不到多少盐税。

    反观南宋还靠着盐税一直在死撑着，就足以见到大明朝廷对于地方盐利根本就没握在手上。

    明初朱元章为防止官员与民争利，规定皇族、公侯及官居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皆不许中盐贩卖。

    但后期权贵官宦背弃祖宗之法占据盐引，并将盐引卖给引目不足的商人坐收渔利。

    权贵占得盐引即意味着商人无引可换，他们不得不从权贵手中高价购买，这严重地压缩了商人的利益，一些商人便私下自买无税余盐。

    私盐价低易卖，周转期短且获利多。

    盐商们纷纷效彷，加剧了正盐堆积和私盐泛滥，勋戚官宦之家看到私盐厚利，也纷纷加入，致使盐法更为混乱。

    特别是后期宦官打着皇帝的名义大肆搞盐引，皇帝还能分点钱，但到了崇祯这里，他还真是分不到钱！

    “大帅。”宗灏再次拱手道：“两淮的食盐产量占据大明的一半，灶户以产盐为业，以卖盐为生。

    两淮盐政崩溃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他们，新课未交，赋税难完，无以为生，因而逃窜。

    或躲避临近州县，投托大户之家拥工。

    或前往别场，受雇于富灶盐也有。

    此等逃窜，总以三十场大约计算，当不下万数(即三分之一)。

    灶户们失去赖以生存的祖业，流亡各处，居无定所，食不饱腹，于是卖子鬻妻、自卖为奴。

    贫者求为厮役不可得的现象极为常见。

    遇天灾，饥荒遍野，淮北之民以树皮为食，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官吏、豪强的奢侈生活大家仆童，多至万指。

    除灶户外两淮地区以盐谋生的小商人也受到冲击，他们虽不及灶户贫苦却也受尽剥削，故而地方上“民变”层出不穷。

    其实我们这些盐商也会受到大明盐官和胥吏的剥削，将巨额的利润在捐输、急公济饷、左修河工、城工、灾赈等项下，报效朝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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